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韧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

总之，反对者认为：河南之地在金蒙的交战中遭到巨大破坏，一旦宋军进入无法从当地得到补给，己方千里迢迢提供的补给难以满足大军的需要；其次，帝国的军队并无能力在漫长的黄河防线上进行防御；另外就是，蒙古人很可能以此为借口正式向南宋宣战。

前两个理由肯定是有道理的，拿下河南之地不难，如何防守才是关键所在。但第三点就想当然了，因为蒙古军要想南下还能找不到借口？文字的东西都到时可以撕毁，口头上的就更没有用。

尽管反对者众多，但理宗皇帝这时早有已存有夺回祖宗基业的大志，因此在他的主导下，收复三京的计划最终执行。

但问题的实质在于，无论是赞成收复河南三京的大臣、还是反对者，都并不完全是从帝国整体战略目的来考虑问题的，整个行动的实施过程中搀杂了太多的团体、个人的利益。这为帝国的军队最终在收复三京行动中遭受惨重的损失埋下了伏笔。

端平元年六月中旬，时任帝国庐州知州的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出发，他们沿途收复的都是被蒙古人洗劫一空的空城，所见到的是“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而他们七月上旬进入汴梁时，这个曾经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的东京汴梁，已经变成了只有六七百守军、千余户人家和遍地“荆棘遗骸”之所。

但就在这个时候，襄阳方面的史嵩之却迟迟不供应粮饷，导致全子才无法向洛阳进军。半个月后，赵葵率兵五万由泗州抵达汴梁与全子才会合。史载：葵谓子才曰：“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何待耶？”子才以粮饷未集对。

赵葵急于收复洛阳，命令徐敏子率一万三千人先行，杨谊率一万五千人为接应，开赴洛阳，两军各能带的只有五天的口粮。而到了洛阳后，他们才发现在蒙古人的洗劫下，洛阳竟然也是一座空城，“徐敏子启行，遣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以二百人趣洛阳。迪至城下，城中寂然无应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馀家登城投降，迪与敏子遂帅众入城。”

此时宋军已断粮：时汴堤决，水潦泛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