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忠、张文谦向他进言：“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为了慎重，也为了再度考察一下儒生的本领，于是，老忽就在哪里先搞了个改革实验。“以脱兀脱、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轻徭薄赋，期年户增数倍。”

咱们后世的人都知道，个税少点，人多点，税基一大，总体收入还是增加。但老忽一看，正宗就是正宗，祖师爷就是祖师爷。光人头税都能一下多收好几倍，要是地方再大点，这还了得。“自是帝益以儒者为阿用。”他这样礼贤下士的姿态一摆，儒生们的立场，马上也就变了。

中国的儒生们有大义吗？当然有，这个大义就是维护儒家的道统。你是不是“夷狄”咱不管，就看你是不是施“汉法”。而“汉法”的关键是什么呢？是你是否用儒生治国。

忽必烈重用儒生，儒生们自然投桃报李，也就大力支持忽必烈了。

张柔聘请的北方大儒郝经，在他早期的诗文里面，对蒙古人不乏大肆攻击，如“北方胡为来，掣箭飞砂石”，老百姓更应当“暗而陷(井)之”等等。而等到他被忽必烈招进王府，他就变了。在他所写的《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中，为从理论上阐明北元政权的“道统”，他明确指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这在儒学中叫什么，这叫“用夏变夷”。

“和平演变”的知识产权，不属于西方老外，因为我们的儒生早八百年就有了。他们不仅尽力影响忽必烈，而且后来，他们还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了老忽的第二代、太子真金身上，如果不是真金死的早，出现了意外，他们肯定成功了。西方的老外和咱们的儒生比，不行。

可是，无论如何，咱总觉得其中好象有点不对劲。生活在这块东亚土地上的人，仅仅就是由你们这些所谓的“士”和“儒”来代表吗？不见得吧？

有了儒生们理论上的指导，再加上忽必烈对他们的重用，汉军三大世家基本上忠心耿耿地追随忽必烈，也就不奇怪了。

忽必烈很快就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儒生、汉臣，并在汉地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这其中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