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同时还要不断地在军事上投入。这种内外的压力，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它出现许多新的举措，甚至从历史来看，是重大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客观地讲，整个宋代，朝廷所有职位中最难当的，前是三司，后是户部，因为他们始终都承受着窘迫的帝国财政压力。说这些官员为此绞尽了脑汁，并不为过。

指责王安石的人其实很不公允。如果不是当时的朝臣们玩不下去了，王荆公他怎么会走上历史的舞台？他的出山，难道不是由于当时朝里朝外越来越高的呼声？

王安石或其它人，当时没有完全找到解决帝国财政问题的方法，一是有宋代自身体制内更深层的原因，还因为有些必要的举措，对他们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太超前了。

要知道欧洲首次发行纸币是在十七世纪，它比煌煌大宋朝迟了有六百多年。而且就是这个做法，也是他们看了马可波罗游记所受到的启发。

帝国户部的官确实是不好当，弄钱来花这件事，也并不是说说就那么容易，搞不好你就会挨天下人骂。

但是，在景炎九年，仍处于“黑暗中摸索”的帝国财政难题，却出现了一线曙光。

因为帝国陛下的圈钱伟论，已经告诉了所有的人，有朝廷为后盾，您一定要敢于借钱，更要敢于圈钱。面对如此简单的道理，户部的这帮一直为朝廷国用不足而焦头烂额的官员，真的内牛满面了。

苏景瞻就很快被陆秀夫和赵与珞紧急招回了琼州进行商议。

苏夫子现在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他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早就和老赵一样，满眼的铜绿。在对陛下的上谕一番琢磨之后，他说道：

“陆相，赵大人，关于国债，在下完全同意诸位大人的意见，以后一定要经常弄，尤其是泉州。”

陆夫子和赵夫子连连点头，因为苏景瞻的言外之意，正是他们将这个帝国的三管家给弄回来的原因之一。

泉州由于商人众多，非常富裕，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所以，朝廷的官员没少将眼睛盯向了哪里。甚至早就有人上建议陛下：朝廷要严查不法的奸商，罚没他们的财产。

这事的责任在东身上，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