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万贯的“盐税”（一人一年十斤盐，四千万人就是四百万贯），朝廷的花费绝对是谈不上极其紧张的。

“而一旦市面上物价腾然，不仅势必会危及朝廷现行的币制，更将影响到陛下以后的北伐大计。”

赵与珞彻底无语。

陆秀夫的学识、能力，无疑是要远高于赵与珞的。

事实上，凭他所处的职位，他早已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自陛下钱币改制后，仅仅在十年的时间里，行朝所投放出来的新钱数量就已极为庞大。

大宋自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发行会子后，是用了近八十年的时间，从开始的一千万贯，增至六亿五千万贯。其中最快的时期是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到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的这十四年，从三亿三千万贯攀升到六亿五千万贯，年均增额为两千多万贯。由此，形成了会子危机。当时朝臣公认的看法就一条，“过滥”。

而在他好学生的折腾下，尽管有了国债、宝行的举措，行朝投放的钱币也一年比一年多。可即使是在琼州、流求如此狭小的地域内，行朝却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出现物价急剧上涨。这种反常，就不能不让陆秀夫深思。

话说回来，叶李能看到的事，陆秀夫就更不会看不出。所以他早已明白了陛下当年一定要推行粮食榷卖榷买之政背后真正的原因。

这不仅是为了保障军需，更是要“压制物价腾然”。

何况后来他还从他好学生的嘴里得到证实。

因为在景炎十二年陛下与他和宋瑞的那次密议中，他们三人不仅议定“经略西南”，同时还决定了一件事，那就是朝廷要建立起所谓的“战时体制”。

当时对“战时体制”中的“民政”，在他的追问下，陛下所给的解释是：“安民，发展生产，在侧重于军事的前提下，尽力保障民生。此时尤其要防范物价腾然。”

这就足以让陆秀夫对陛下过去的有些行事脉络和目的彻底了然于胸，他也就不难了解陛下推行“新盐政”的真正目的。

陆秀夫所具有的学识本就让他很清楚，这个“新盐法”其实一点都不新，完全可以说是对很久以前、朝廷在河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