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罪：

“今日之事，实为臣的过错。”

忽必烈则显得很大度：

“这不过就是朝廷前段时间有乃颜、海都为乱，赵昰小儿在乘机落井下石罢了。爱卿不必自责。”

忽必烈的大度，是他自己同样清楚，当初宋室余孽还未剿尽，自己就将南征大军招回，于是才有了今日的死灰复燃，这事并不能全怨伯颜。

他内心里更知道的是，无论怎样，他都必须首先对付阿里不哥、昔里吉等人，根本没有别的选择。真的要怨，还是要怨那几个草原大漠上不知天高地厚的“竖子”。

何况在此用人之际，实也不能对伯颜多有怪责。

但他说归这样说，无论是伯颜、还是安童，却都不能不有所表示。

伯颜就说道：

“大汗仁慈，臣内心难安。”

而安童虽在朝廷中不掌军事，且灭宋之时，他本人还被扣押在草原大漠上。可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他知道，为人臣者，理当为君分忧。故此他也说道：

“臣不能为陛下分忧，臣实有过。”

听了他们的答话，忽必烈摆了摆手，神情则有些怅然。

忽必烈没有将责任推卸、或者怪罪到伯颜和安童身上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近来常常想起另一个人。这人就是他曾经的大兄董文炳。

因为在忽必烈看来，尽管当年自己把南征大军的招回显得有点仓促，可慧目如炬的董文炳，也远在十多年之前就提醒过自己，西北乃腹心之患。他临终前给自己上的最后一道奏章，尽管只有寥寥的两句话，可背后的意思，无疑是希望自己能早日解决。如果自己当初能听他的，当机立断，怕是也就不会有眼下的局面了吧？可惜的是，很多事情就没有如果。

忽必烈内心里的有些所想，自不会都在伯颜和安童面前提起。这也不是他在此召见安童和伯颜的目的。所以，收起了思绪的他很快就说道：

“现今草原上的诸事均已平定，故此朕决意，立刻整顿兵马，转兵向南，收拾赵昰这个小儿。”

他看着伯颜。

“只是伯颜，朕又要劳烦你了。”

伯颜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