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都江堰等寥寥的数个。

过去所讲的“治水”，比如“工部”下面的“水部”，它所主要关注的，一是黄河等的泛滥之事，其次就是漕运的水道是否畅通。与农业相关的水利虽然也有，相对就差多了。

也只有在宋代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曾把常平、农田水利等新法，交给了司农寺来推行。

作为一个后世之人，某人当然还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规模人口增长，都是与新作物引进相关的。

宋代的人口由隋唐高峰时期的六千余万增至近一亿，就不能说和引进、推广占城稻的种植毫无关系。

清代的人口能稳定地增长到一亿以上、直至二十世纪初的四亿，这里面除了对江南地区更多的开发，从明代开始传入的更高产的番薯、马铃薯等作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正是鉴于上述这些看法，因此在某人的心目中，所谓的“农部”是一定要设立的。他过去之所以没有着手，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相关的人才，直到他见到了王祯。

王祯的与众不同，是他不仅学习、研究农业生产技术，收集、整理、改进农具，并编写成书，并且他还把这些知识传授给百姓，指导他们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这在士大夫中间就实在是太少了。

在某人“生来俱有”的记忆中，历史上的王祯于旌德、永丰两地为官期间，主要作为是修路、造桥、办学；特别突出的，则是在农业的事情上。

而像修路、造桥这样的事，如今已经划给了工部下属的“道路修筑司”；办学也有教部来统一规划。因此他认为，如今应当是让王祯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最能发挥他才华的地方、即农业上来的时候了。而且还不应让他局限于一县、一郡，理当给他更大的舞台，让他的做法能推行到各地。这对大宋战乱之后的农业生产恢复将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因为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所谓的战乱之后恢复经济，首当其冲就是农业；何况它关乎天下人的吃饭问题。

虽然按历朝历代传统的做法，战乱之后的休养生息，总体方针应该是轻徭薄赋、无为而治。可在某人看来，朝廷在此期间还是应当有所而为的。这个“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