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元好问和张德辉去见忽必烈，其过程和结果，就很能说明一些事情。

（张）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蠲”这个字是免除的意思，也就是历代朝廷都有旨意免除儒生的兵役赋税。老忽得到儒生们的拥戴，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利益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宋代的官员本身已经有了免税的职田，可天下仍有七成的土地不交纳税赋，这里面主要就是皇室、贵族、士大夫等人在玩手脚。真正的百姓哪有什么本钱和胆量来玩这个。

而在徭役上，当初汉律中就有规定：宗室、诸侯、功臣的后代，官吏，博士子弟，通一经的儒生，都可以免役。

宋代是士大夫的天堂，自不必说，凡进了朝廷学校的学生，一律免除。即使到了后世的明、清，只要你是秀才，就有两个亲戚家人可以免除徭役。

宋瑞非常非常清楚，宋末的那些所谓士大夫，所学所教，只是为了“明利而已”，这也是他当初在试卷中痛斥这些人，并大声呼吁“民困”的主要原因。

他更知道，在田土上，那些人采取的是，一瞒（天下的隐田），二逃（官员名下的田土不缴税），三抗拒。并且由于这些人沆瀣一气，朝廷即使知道，也无法追查。

历代每次清查土地，总可以查出许多官员名下的大量田土，无一例外，其实已经很说明了问题。

这种百姓与士大夫之间的不对等，就像后世的企业，一个负担重，一个负担轻，竞争中谁胜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所以，王朝的后期，总是伴随着土地兼并的激化和民生的困苦。

北宋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以及南宋时期多次提出的“经界法”，都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但从王安石开始，谁办这件事，谁都没有好结果。高宗年间的户部侍郎李椿年，也操作了这件事，其结局却是罢官。可以说，每一次到最后，总是朝廷一纸诏令，“扰民太甚”，全都不了了之。

现在又来了个胆子更大的人，而且就是帝国的君主，他真的能将此事彻底进行下去？宋瑞看了看身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