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也在尽量回避。

他知道，本朝太祖立国后曾定有一个规矩：掌管朝政的大臣与掌管枢密院的长官入朝奏事，要分先后，彼此不通消息。

这个惯例的打破，是从仁宗朝宰相兼任枢密使才开始。

他的好学生虽然任命他为丞相，并将处理朝政的大权交给了他，甚至连“参知政事”这样的副相都已不再设立，可这个“英睿的太祖之后”，并没有让他兼枢密使，显然并不是想让他太过问兵部之事。

面对如此“阴睿之主”，即使有着师生之谊的陆秀夫，他也是不能不谨慎的。

况且以大宋的政治氛围，假如他四处插手、过于揽权，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像当年的陈宜中等人那样，上书弹劾他，给他安上一个“权臣”之名。而“权臣”，实已离另一个世人口中的“奸臣”并不远了。

陆秀夫是不愿意被世人称之为“权臣”的，更不要说是“奸臣”了。

但是，无论是陆秀夫、还是赵与珞，他们都没能准确理解帝国陛下的本意。

东是不会刻意为了分权而分权的，因为作为一个后世之人，他所注重的，是一种更大意义上的历史趋势。

在他自己的看法中，人类社会分工深化的总体趋势，是后世国家在行政权力上比过去更分散、更细化的最重要原因。而中国古代官制的变化，恰恰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个最好说明。

自隋、唐以来，除了过去的“三公九卿”已演变为“三省六部”，在“三省六部”之下，朝廷还有着分掌不同职责的“二十四司”。

这种变化，不仅是因社会上分工的扩大，导致朝廷在管理上需要更细化，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分散。

如果对比后世，古代六个部就基本上将朝廷的事都担了起来，后世却没有几个国家政府仅有六个部，就是不以这个东亚之国为例，人们也总不能说后世的国外政府构成，还不如中古时代吧？

换句话说，中国古代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就是因为它有着比其它地方更细致、更合理的政府分工。

所以他认为，在未来的大宋朝廷架构上，所谓的“部”和“司”，该增加的要增